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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位于苏州石路夹剪弄9号的老宅占地150平米左右,房屋面积120平米左右,为本人和姐姐许红共有。虽然老旧,但承载着先辈的托付和对家乡的记忆。在石路地块政府许可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拆迁后,与政府进行了多起诉讼,法院基本以与本人没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程序性理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打官司有输有赢,本人有心理准备。但是苏州政府对拆迁所作行政行为,苏州法院对这些行政诉讼案件所作裁判,令人诧异。现摘录几起案例,求教于专业人士,并请大家评评理。

  一、法律规定靠边行,判决说行不行也行——关于许红的拆迁裁决案诉讼

  许红常居德国工作学习,自2012年4月24日出境去德国后至今没有回过国;本人户口、工作单位和工作地点均不在苏州,苏州老宅由母亲生前给舅舅一直使用。2014年,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苏州市住建局)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了苏建房(2014)第6号房屋拆迁裁决书(附件1)。许红不服,委托本人向苏州法院起诉住建局要求撤销该裁决。结果很刺激。
  先摘录该诉讼一审苏州姑苏区法院(2016)苏0508行初284号行政裁判书(附件2)第3页最能体现法官权威的判词:“原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十五条规定,裁决书应当通过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或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十九条规定,裁决书应当通过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方式送达。前款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的拆迁管理部门可在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将送达的文书张贴于被拆迁房屋处,张贴10日后即视为送达。本案中,被告在采用直接送达等方式无法向原告送达涉案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书的情况下,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予以公告方式送达,较之上述规定更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并无不当,应该视为有效送达。” 所以许红已过法定起诉期限,驳回起诉。后二审苏州中院以相同理由作出二审裁定(附件3)。
  那么苏州住建局的该拆迁裁决应该对行政相对人的保护很有利,不然我们的法官也不会甘愿不按照法律规定也要作出“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的裁定吧?
  实际情况是,苏州住建局的拆迁裁决,是在被拆迁人没有参加拆迁裁决程序任何一个环节、严重违反裁决程序,房屋评估报告没有送达被拆迁人、没有与许红协商补偿、不具备拆迁裁决前置条件的情况下作出的。
  裁决申请书、调解会通知等均没有有效送达许红和本人(见附件4、5)。
  最有意思的是两次调解会通知(见附件6)。住建局于2014年5月12日张贴在被拆迁房屋门上,通知第一次调解时间是2014年5月23日。但是未待第一次调解会进行,在2014年5月15日,住建局在被拆迁房屋门上又张贴了要求2014年5月26日参加调解的另一张通知,并在第二张调解通知“注意事项”栏中增加一条内容:“鉴于被通知人房屋的产权性质,如被通知人仍缺席调解会,将以产权调换方式予以裁决”。既然此时连第一次5月23日的调解都没有进行,住建局怎么能在5月15日第二次调查调解通知中称“如被通知人‘仍’缺席调解会”,难道住建局知道被拆迁人两次都不会参与调解会?事实如此,因为住建局对被拆迁人不在苏州、不住在张贴通知的被拆迁房屋内的情况是明知的,其甚至连等到第一次调解结束后再发第二次调解会通知的形式都等不及了,直接连续在三日内发出两次调解通知(住建局2014年5月23日拆迁裁决调解会调查笔录(附件7)中还假惺惺地称“因被申请人均未到会,本局将再次通知双方到会调解”),最终以被拆迁人“两次缺席裁决调解会属放弃申诉权利”的认定做出裁定(附件1第2页)。而且,第二次调解通知中“注意事项”栏中增加的内容说明,连一次调查调解会还没有进行,证据也没有质证,住建局不仅知道被拆迁人会连续两次缺席,还事先将裁决结果都准备好了。这不是严重违反程序又是什么呢?
  根据《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六条第(五)项和第(八)项,拆迁人申请拆迁裁决,需要有被拆迁房屋的估价报告及送达证明,以及不少于三次与被申请人协商的记录。但是由于被拆迁人不在苏州,根据附件8、附件7中2014年5月27日询问笔录以及附件9,反映本案拆迁人直接申请资料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在门上进行张贴(缺乏法律依据),邮寄也未送达。评估报告没有真正的送达,被拆迁人也就无法就评估报告发表意见、对补偿方式作出选择,或申请复核鉴定等。但拆迁裁决书直接以被拆迁人未对补偿方式作出选择意见进行胡乱认定(见附件1第2页)。拆迁人也没有任何与许红协商的记录。
  就是这样一个因被拆迁人在境外或外地,不具备被拆迁人参与评估、参与协商等拆迁裁决前置条件,严重违反程序没有被拆迁人参与拆迁裁决任何环节的一个拆迁裁决书,一个苏州政府部门乱作为的行政行为,苏州法院要在拆迁裁决书的送达上面,突破法律规定,作出“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的解释。我们接下来看看苏州住建局的拆迁裁决书送达的内容和送达方式方面的问题吧。
  住建局的送达公告(附件10)要求许红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苏州市住建局领取拆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称“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苏州市人民法院或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个月内,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不负责行政复议,该公告在复议权的告知上程序违法,按国内相关判例有的法院会这么认定的。但是本案法官认为这仅是“笔误”,还在认定时自行直接帮其进行了更正(见附件2第3页)。
  关于公告60日的法律依据,实际是没有法律依据。本案法官在审理本案前,是另一起非诉执行案的主审(附件11),该非诉执行案需要审查拆迁裁决的合法性,因此,本案该法官裁判的结果又是该法官在该非诉执行案中需要引用的。该法官在非诉执行案中于2016年6月对许红就法律文书以外交途径进行了送达(附件12第3页提到)。也就是说,该法官也认为许红住所确实在国外,法院对其法律文书送达应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67条。从另一个方面说,法官实际已经确认了住建局裁决书的送达适用的不是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而是没有法律规定。既然如此,在2016年9月20日就本案作出一审裁定时,该法官明知许红确实在境外,在境内的人民法院报上公告60天与张贴在门上一样是在境外的许红无法看到的,怎么还要比较哪个更好呢?没有法律规定的境内公告60天行为与有法律规定的张贴行为具有可比性吗?一般人会订阅人民法院报吗?请问法官你订阅了吗?本案中,在2014年5月12日住建局工作人员将第一次调解通知张贴在被拆迁房屋门上后,许红舅舅陈瑞康已经积极地试图联系,在联系未果后,陈瑞康在2014年5月16日向被申请人寄送告知函,告知许红在德国的事实,该函已在2014年5月17日由住建局收妥(附件13),住建局庭审中也确认知悉许红在德国。因此,张贴送达的方式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被证明在本案中是较合适的送达方式。住建局在已知许红在境外的情况下,实施法律明文规定的张贴方式也不存在法律障碍,而采取没有法律规定的公告60日,还应该继续给其寻找理由吗?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实际已经没有裁量权实施的空间,而且法官裁量权实施的目的和实际效果应该是统一的。如果通过实施裁量权,事实上使一个相对人没有参加的、程序严重错误的拆迁裁决因你认定已经送达而使相对人丧失救济的权利和实体权利,难道这是更“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吗?


  二、荒唐逻辑:登记的土地权利被侵犯与被登记人没关系?——土地行政审批案

  关于被拆迁房屋的土地权属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法官:对被拆迁人的土地使用权政府到底有没有收回?你查清了没有?法律依据在哪里?
  2007年4月28日,苏州市国土局发出(2007)第21号《关于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21号《公告》”,附件14),该公告指出收回土地适用的法律依据是《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同时要求公告范围内的土地使用者,在公告规定期限内到苏州市国土局申请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逾期不申请注销登记的,苏州市国土局将依法直接办理注销土地登记。而后在一个月后,即2007年5月30日,苏州市国土局向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作出了苏土储复字(2007)第014号“关于同意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对石路广济路西地块进行储备的批复”(“014号《批复》”,附件15),称将已收归国有的地块交给苏州土地储备中心进行储备。随后在2009年的时候,该014号《批复》被苏州土地储备中心作为申领拆迁许可证的前置文件——土地批准文件(附件16),获得了拆迁许可证。许红认为014号《批复》侵犯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委托本人起诉苏州市政府和苏州市国土局。
  苏州中院一审裁定(附件17)第9页称许红是“苏州市夹剪弄9号原国有土地使用人,但上述土地所在的石路广济路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已于2007年4月28日由苏州市国土局作出了(2007)第21号公告予以收回。对于上述收回后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苏州市国土局作出苏土储复字(2007)第014号批复,明确由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进行储备和持有,上述批复行为对原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影响。因此,原告与被诉苏土储复字(2007)第014号批复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二审裁定(附件18)第6页称,“本案中,被上诉人苏州市国土局已于2007年4月28日作出21号《公告》,收回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被诉014号《批复》于2007年5月30日作出,故在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收回后,许红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虽未被注销,但其与014号《批复》之间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许红请求撤销014号《批复》,依法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两审裁定都称苏州市国土局作出了21号《公告》后涉案土地在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已经收回,但法律依据在哪里,没有说明。苏州市政府代理人在一审中称根据物权法第28条的规定,涉案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自21号《公告》生效时已发生变动。果真如此吗?
  在2007年4月28日21号《公告》发布至2007年5月30日做出014号《批复》期间,《物权法》尚未实施,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物权法》第28条不具有溯及力,更不存在2007年4月28日至2007年5月30日期间适用《物权法》及其溯及力的前提,无法产生使许红登记的土地使用权直接消灭的法律后果。
  本案一审和二审裁定认定21号《公告》即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没有法律依据。而证据方面,唯一的证据就是21号《公告》本身。21号《公告》本身内容显示,收回土地就是要办理土地注销登记手续的,如果不主动办理,苏州市国土局“将依法直接办理注销土地登记”。21号《公告》前述办理注销登记依据的是当时正在实施的《土地登记规则》(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法]字第184号)第五十四条和五十八条规定。《土地登记规则》第五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管理部门在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注销土地证书。五十八条规定:土地使用者、所有者和土地他项权利者未按照本规则规定申请注销登记的,土地管理部门可以依照规定直接办理注销土地登记,注销土地证书。因此,根据21号《公告》,本案收回土地要进行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本案二审裁定已经确认许红的土地使用权证没有注销,该认定与一、二审裁定又认定土地使用权已经由政府收回是相互矛盾的。
  许红不仅是土地证没有注销,准确的说是土地登记没有注销,即许红还是土地登记确认的土地使用权人。附件19是拆迁人和住建局在另案中提供的证据,显示2010年5月,拆迁人查询涉案土地权属时,苏州市国土局出具的土地登记记录上清楚地显示“土地使用者:许东、许红”。这是土地登记机关作出的土地权属登记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确认性文件。(本人去国土局查询不让查询,在另案中申请法院调查屡次遭驳回)附件1住建局房屋拆迁裁决书第2页对该证据进行了确认,查明“许东和许红名下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47.8平方米”。附件20,是另案的庭审笔录,该笔录第12页,法官问:涉案夹剪弄9号房屋所在土地为何至今没有办理注销手续?苏州市国土局代理人回答:“实际操作过程中,一般老百姓很少会主动来办理注销手续。我们依职权注销的话,一般是在达成拆迁协议的情况下我们在系统内办理注销,因为夹剪弄9号目前没有达成拆迁协议,所以系统内暂时没有注销”。根据本案收回土地适用的《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在因为公共利益或旧城改造而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苏州市国土局代理人的回答恰恰说明,许红的土地登记没有注销,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是在与被拆迁人达成拆迁协议即给予补偿后才注销土地登记,被拆迁人土地权利的消灭时点应该在补偿之后。现在没有达成补偿协议也没有注销土地登记,说明土地尚未收回,许红的土地权利还在。
  因此,许红至今还是登记的土地权利人。《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故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公示公信原则,登记在许红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受法律保护,非经法定程序不发生转移或注销。现苏州市国土局在涉案土地使用权没有被注销登记、土地未收回的情况下,特别是本案苏州市夹剪弄9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仍然登记在许红名下、许红仍然依法持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且仍然在使用的情况下,于2007年5月30日以014号《批复》私下将属于许红的土地使用权,未经法定程序,直接给予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违反了《物权法》规定,侵犯了许红依法享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等重大权利。同时,该014号《批复》还被苏州土地储备中心作为申领拆迁许可证的前置文件——土地批准文件(附件16),获得了拆迁许可证,并进而取得了要求许红搬迁的拆迁裁决,进一步涉及许红的房屋等重大财产权利。怎么能说许红与014号《批复》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苏州市国土局将014号《批复》解释为土地收储行为。014号《批复》、21号《公告》均提到收回土地纳入储备的依据有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苏发改中心(2007)22号文件,而根据附件21,苏州市发改委的行政复议答复书第2页称,其根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江苏省国有土地储备办法》等,经过必要的审核和研究,于2007年2月2日印发了苏发改中心(2007)22号文件。苏州市国土局在一审答辩的“证据目录”(附件22)中也明确本案的法律依据是《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以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根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十条至第十五条规定,以各种形式(包括依法收回的国有土地、收购的土地等)纳入土地储备范围的土地,均明文规定应该先由土地登记机关办理注销土地登记手续后才能纳入土地储备。同时,还规定了与原土地使用权人的相关权利义务内容。比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因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应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依法对土地使用权人给予补偿后,收回土地使用权。对政府有偿收回的土地,由土地登记机关办理注销土地登记手续后纳入土地储备”。因此,苏州市国土局所谓014号《批复》作为收储行为适用的法律《土地储备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实施旧城区改建需要依法收回土地的,除了要由土地登记机关办理注销土地登记手续之外,还要依法对土地使用权人给予补偿,即需要与原土地使用权人之间在土地注销登记以及补偿方面发生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关系内容都是由法律规定的,就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怎么能说许红与014号《批复》没有利害关系?
  许红至今登记的、没有被注销的土地使用权,怎么就被无声无息地、没有法律依据地收回了?而且竟然认定许红与侵犯该权利的行政行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也就是说你登记的土地权利不是权利、可任人侵犯并与你没有关系,这是什么荒唐可怕的逻辑啊?


  三、强制代理和送达,法律程序走一半——非诉执行案

  2017年11月11日,本人收到苏州市姑苏法院的非诉执行案的(2016)苏0508行审13号行政裁定书(附件11)。该裁决要执行的,正是本文第一部分所写的那个被拆迁裁决案法官(同时也是本案法官)拼命维护的、行政相对人根本没有参加、程序严重违法的苏建房(2014)第6号房屋拆迁裁决书。
  (2016)苏0508行审13号裁决书通过较大篇幅的论述,似乎想说明该裁决采取不同寻常的程序的合法性。
  该裁定第3页称“本案审查期间,被执行人许红通过许东向本院转交了被执行人许红在德国的相关材料,本院于同年6月启动涉外送达程序(通过省高院报最高院再转司法部交我国驻德国法兰克福总领事馆向被执行人许红送达申请执行书副本、证据材料、听证通知等材料),但至今未有送达回复”。前面部分称“被执行人许红通过许东向本院转交了被执行人许红在德国的相关材料”不是事实,实际是本人在提起裁决书第3页所称第一项异议,即“许红长居德国,作为本案执行依据的房屋拆迁裁决书及裁决申请书、调查调解通知等的送达、公告等程序均严重违法”时,代表本人向法庭提交的许红委托本人办理其他案件的材料(见附件23)作为证据,许红在本案中未授权本人,本人不可能代表她转送什么材料。而外交送达程序是法庭对许红在境外到相关部门做过调查并采纳本人异议认定了许红在境外的事实而启动的。如果是许红委托本人送交本案法庭其在德国的材料,那本人不是具有许红的授权,法庭也没有必要走外交途径送达啊?而且法庭采纳本人异议及对许红进行外交途径送达,本人根本不知晓,法官从来没有告知本人,直到2017年8月中旬法官电话告知本人,说外交途径送达不理想,会给我一个函,说办不办你自己决定。这就是后面裁定书说到的2017年8月25日的那个告知书。
  该裁定书又称“2017年8月25日,本院向被执行人许东邮寄告知书,告知被执行人许东转告被执行人许红在一个月内办理相关手续或向本院提交针对本案的书面意见。该信件于同年9月6日送达被执行人许东”。附件24就是那封告知(书)函。虽然本人认为本人没有义务做许红的代理人,或替法院去做什么送达事项,法官电话中也是说办不办你自己决定。但是,本人还是与许红尝试联系,许红告知,通过外交途径送达的本案听证通知要求许红在2017年2月15日到苏州进行听证,但是她收到的时候已经过了这个时间。另许红不可能放弃工作,万里迢迢到国内来专门参与本案审理。因此,许红确实两次去杜塞尔多夫领事馆咨询,并且想办理本案对本人的授权,但是领事馆回复涉及房产的公证和认证外交部已经要求驻外使领馆不能再做了,并提供了外交部相关规定的链接(附件25,领事馆电子邮件)。关于此事,本人已在2017年10月13日见到本案法官时,当面做了说明。因此,裁定书指责拒绝应诉、拖延本案审查毫无道理。外交途径送达法律文书是法庭采纳本人异议及其证据、结合法院调查的许红在境外的事实所做的本案法律文书的送达,事先也未通知本人,如果送达效果不理想,应该按民事诉讼法267条规定继续办理,而非通过其他非法律规定的途经。
  此外,非诉执行裁定中关于许红委托本人办理拆迁裁决案以及土地批复案件的送达地址确认书,是本人基于许红委托内容和权限,在代理另案过程中由本人向法院提交的,便于本人作为另案代理人完成许红委托事项目的、收取另案法律裁判文书而提供的本人在国内的某地址作为送达地址,与本案无关。许红未提供、未授权且本人未同意将该地址作为本案对许红的送达地址。该裁定书强制代理和将本人在另案中提供的送达地址作为本案对许红的送达地址,严重违反法律程序。2017年11月11日,本人收到苏州姑苏区法院该裁定书的邮件将受送达人写为“许东、许红”。本人于当天向苏州姑苏区法院提交了“关于(2016)苏0508行审13号行政裁定书的强烈异议及严正声明”(附件26),声明本人无权在本案中代许红收取法律文书,也不同意法院强行将该地址作为本案许红的送达地址。
  因此,苏州姑苏法院在办理非诉执行案中,严重违反程序。法律文书外交途经送达程序没有继续,强制代理、强制确认送达地址的做法,均与民事诉讼程序相悖。


  通过上述涉及本人苏州石路老宅的拆迁案例可以看到,苏州政府在拆迁土地的收回和储备中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土地注销登记,肆意践踏被拆迁人名下登记的土地使用权。法院则硬性裁定土地使用权已经收回,没有法律依据和相关证据,也不说明理由。政府部门在拆迁裁决中,漠视被拆迁人权益,在被拆迁人没有参与拆迁协商、拆迁评估、裁决调查会以及整个拆迁裁决程序的情况下,严重违反程序,照样作出裁决。法院则在政府部门拆迁裁决书送达法律有明文规定、公告送达复议权告知错误且公告送达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不依法裁判,而是滥用裁量权,称没有法律依据的公告行为比法律规定的张贴送达方式更有效,无底线地维护政府部门的前述拆迁裁决行为。在法院维护的政府拆迁裁决行为进行非诉执行审查过程中,法院在外交途经送达法律文书程序没有走完情况下,又搞强制代理和送达,严重违反民事诉讼程序。
  2017年11月20日,本人又收到苏府[2017]143号“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夹剪弄9号许东、许红(户)强制搬迁的通知”(附件27),称被拆迁人要在2017年12月7日前按照拆迁裁决书规定腾让房屋,否则将按照非诉执行裁定实施强制执行。送达信封上受送达人同样是“许东、许红”。本人认为本人没有义务替许红接受该法律文书,且该通知也没有显示苏州姑苏区法院非诉执行裁定生效时间,准备提起异议。但该通知没有附联系方式,信封上的单位名称看不清楚。2017年11月24日,本人打信封上的寄件人“陈川”电话0512-67721217,说是“桃花坞街道办事处”,没有“陈川”这个人。

  在苏州石路老宅的东边,有一栋旧楼,周围被拆迁的垃圾包围着,里面住着一位年过八旬的大姐,她是38年参加革命的原西部某导弹基地乔副司令员的遗孀。我有时会想到那个与乡邻和蔼友善打招呼的乔司令,如果他地下有知看到这些的话,他会怎么想?我的苏州石路老宅,在风雨中飘摇,拆掉它很容易,不费吹灰之力,但同时我们对政府和司法的信任,要恢复重建就不容易了。我呼唤正义的力量,借着十九大吹响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号角,一扫老宅天空的乌云,将天空照亮,给我们带来希望。
  从今天起,就苏州政府对本人石路老宅强制拆迁的行为将进行实时报告。给历史留下一个记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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